第232章 蒙养之学（1/2）

( ) 宣州诸葛制的墨玉节杆紫毫笔在碧云龙尾砚里缓缓濡着墨,名可秀的声音慢慢道:“蒙养是养学童的良知良能,孟子的性善论更合宜。( )”

“……哦o宜,合宜。”

“怎么?你有意见?”名可秀似笑非笑睇过去。

“没有,没有。”卫希颜波浪鼓般摇头,心想:不论古今,这真理都有让步于政治的时候。

她手指翻动着书页,若有所思想了会,倏然明瞭道:“你说的蒙养良知是其一,其二是想借此增加孟子学说的影响力罢?”

在儒家圣殿里,孟子的地位是逐渐提升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孟子荀子合传,《汉书》也将《孟子》置于诸子略,由此可见,汉代儒者只是将孟子看作有影响的大儒,视《孟子》为子书,绝非用圣人圣典的眼光去仰视孟子其人其书。从唐代韩愈起方崇仰孟子,在《原道》文中以孟子为儒家“道统”的嫡传,抬高了孟子的地位。至宋代,以王安石为首的大儒发起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被列入科考,继而孟子配享孔庙,其后,《孟子》从“子书”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宗孟之风劲吹,抬高孟子地位成为大宋儒林的主调,但仍有不少儒者发出对孟子或疑或非或贬的言论,形成“宗孟”与“非孟”的对立。此时,距《孟子》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和《论语》《大学》《中庸》平起平坐还有五十年;距孟子成为“亚圣公”还有两百年时光。

《孟子》有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卫希颜对此拍案:对君臣纲常的诠释还有比《孟子》更酣畅淋漓的吗?

据说朱元璋这泥腿子皇帝读到《孟子》这里时悖然大怒,愤而将之废出科举,真可谓“翻身农奴把歌唱”,却浑不记得“昔年亦曾身为奴”了。

由此看来,老赵家的诚然缺了几分武功,但论文治的胸襟却比老朱家的阔达,至于老爱家的就不必提了——君视臣为奴才那叫朕器重你。

大宋文官宗孟宗的是“民为贵,君轻之,社稷为重”,名可秀借士大夫宗孟之力在官学确立了《孟子》仅在《论语》之后,高于五经,哦不,是四经,《春秋》被王安石剥出了官学科目。

被明清奉为圭臬的四书中,《大学》《中庸》还没有成为宋代科考的科目。名可秀持政后,将《礼记》列入官学教目,但不入科考,说:“曾子《大学》、子思《中庸》,是儒家明德修身至善之道,宜读宜习宜修,却不宜考,否则久之必陷于功利而轻于修心。”

又说:“治政为策,处世为心。观百家之书,无非治策和修心两要。科考当考策,处世当修心。”

卫希颜理解她的意思是科举考的是治国处政之道,治德不是做几篇文章考出来的,她心想:明清的八股文,可不正是考出来的道德文章么?

卫希颜又想起中庸之道,这个中庸思想对后世中国人可谓影响深远,可以说成了国人浸到骨子里的一种性格。

名可秀对《中庸》持正反两种态度,既说中庸是儒道之至矣,是化易经之髓为人世修身之本,但她又说:“中庸之道鲜有人能悟其真义,失之真义反而裹足不前,过于保全自身而失其勇义。”

她道:“《中庸》言‘国有道则兴言出世,无道则缄默容身’,吾不取也！”

以名可秀的理念来讲,信奉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仰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者无畏,推崇的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不是中庸的明哲保身,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想本分外之事。

“圣人真义难以领悟,尤其至道之本,能传大义者有几人?一代愚一代,久之谬解便成真义……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说的是守中道而保身,观张邦昌之流,陷于金虏而屈膝侍敌可真是‘退而保身’了！”

卫希颜想起后世“见义勇为”这个词被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可不正是因为中国人太会“懂得”明哲保身了么?！

“……开篇用《孟子》之语起书,这用意当然有其一必有其二了。”名可秀笑着抬了下头,对卫希颜这般快就看透她心思并不意外,言笑间颇有悦色。

“……哦,还有这一句:‘子不教,亲之过’——这个‘亲’字用得妙也！”卫希颜拍几道。

“子不教,亲之过”显然比起“子不教,父之过”多了一重意义——亲者,父母双亲也;母亲亦有教子之责！然则为母者如何可承担起教养之责?必得明事理,必得有见识,这就意味着要求女子也得读书受教育。

作为朝廷诏定教本的《三字经》须得经给事中审核,礼科给事中不傻,这一句中蕴含的意义哪有看不出来的?——卫希颜奇怪范冲竟会书读了。

名可秀对此毫不诧异,举出司马温公亲书的《程夫人墓志铭》作以说明,其书曰:“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贤矣！况夫人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识虑高绝！古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见,古人之言诚可信也。“

司马光表赞的这位程夫人是苏洵之妻,苏洵年青时好游历四方,其子苏轼、苏辙少年时是以母为师,母亲程氏亲授以书,传学授道。苏洵归家后,二十七岁方始发愤,盖因其妻程夫人劝勉之功;是以司马光道:苏门三才子,造于程夫人。

“……礼科给事范冲的父亲范祖禹受司马公影响颇深……范冲之母亦擅长治史,冲幼学受教良多,冲之姊妹亦都习书明理。有如此家教,岂会非议女子读书?况且,即使如胡安国等,亦是主张女子习书明理的……”

卫希颜心想或许正因大宋士大夫对儿女教育的态度,方会涌现出如许多的女才子。

宋代才女之多没有哪一个朝代可与堪比,既有被后世称为“四大女词人”的李清照、朱淑真、吴淑姬、张玉娘,又有文名和李清照并称的鲁国夫人魏玩(宰相曾布之妻),赵佶诏号“清虚文逸大师”的曹希蕴、冲虚居士孙道绚、吴国夫人吴沅、长安县君王文淑、蓬莱县君王芷、谢希孟等等。

《全宋词》收录女词人九十余人,《全宋诗》有女诗人二百余,《全宋文》中女著者十余……毋庸置疑,有作品的才女数量远远不止这些史籍中的数字。

因此,后世有评论道:“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妇女能够像宋代妇女那样,为自己时代的文化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也没有哪一个朝代孕育出像李清照那样的女文学家。”

卫希颜身处这个时代则感知得更为真切,在希汶的书房中,有满满一墙架的诗词刻集,其中有三百多位女名家的版集,现存当世的就不下三十人。

这是一个女子宽容的时代。正因有这样的氛围,《三字经》的勉学篇中收录了如蔡文姬、卫夫人、谢道韫、上官婉儿、李清照这些才华出众的女子并未引起非议,文稿传给尹焞审编时,和靖先生慨然提笔加了一句:“彼女子,才华敏,尔男子,当自警”。

在勉学篇收录的名人事迹中,有写道:“……浑天仪,张衡制,圆周率,祖冲之……汉华佗,精医理,郦道元,著水经……”——这序是天文学家,或是数学家、医学家、地理学家……对引导学童关注经史子集之外的学科技术有着不言而喻的好处。

除此之外,修德篇还紧合时政,写出“汉杨震,坚拒金,宋包拯,奉廉洁”的警句——反贪倡廉从孩童抓起！

气节篇道:“靖康耻,永铭记,吾国民,强不息……赞苏武,节不移,敬若水,慨忠义……威不屈,贫不移……”笔调高昂地宣扬《孟子》中所语的君子气节,鞭挞张邦昌等大宋文官降敌僭国的失节之行,激励士大夫当以苏武、李若水为典范,骨气铮铮,威武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