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0 京师之中（1/2）

而朱元璋不急，他知道像是这样的讨论肯定要有一个自然熟悉的过程，所以他的底牌还藏在深处，他要诸王慢慢熟悉在京师中开会的感觉，他要他们习惯于用各种思路想事情。这些只有在漫长的争议中，才能培养起来。

好像一切依旧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那样，出于某种目的，朱元璋在旨意中并未催促方明谦去觉华岛，去打击倭寇，而是让他率领水师离开镇江堡沿线，前往皮岛一带明说剿匪，其实是为了给高丽压力。

李芳远得到消息，心知自己的计划已经破产，想要婉拒大明划分铁岭卫等边界的状况时，平安将军率领大军已经北上在图们江流域，朔州、咸兴等地驻扎下来，为了表示无侵犯之意，所以并不进入高丽已经驻兵把守的义州等地，只是双方对持相互戒备着，等待着李芳远做出决定。

不几日，高丽议政李居易率领慰问使团匆匆赶到，在送上部分犒军物资后，指责大军不应该擅闯高丽领土，袁珙不知去向，此时也就是金忠和高丽原来有些来往，负责接待李居易，明明的背叛朝廷，此时却拿出了大明的谕旨，说是本来大明就要在铁岭设置卫所，如今世子得知消息，害怕朝廷派遣来的将领会和高丽发生争执，所以才不辞劳苦的远奔辽东。

现在平安大军屯扎铁岭一带，正好可以为高丽遮挡朝廷的怒火，有一个善意的邻居。总比有一个随时想要吞并高丽的邻居要好吧！

金忠巧舌如簧，硬是把黑的也说成白的。李居易虽然在高丽素有才名，但怎么能比得上中华上下几千年的辩论精华，硬是被金忠说的无言以对，不过就算是有意见也没有用，罄尽高丽上下，也不过筹备二十万人马，那已经是高丽的极限了，还要分守高丽各地。过半的水军，是因为高丽的边界大部分是海岸线。

这样的军事力量和已经拉到家门口的北平军相比，真的不在一个档次上，更何况李居易从金忠不怀好意的眼神中，似乎看出了不介意将这种事情假戏真做的念头，不由打了一个寒噤，说了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之后。就连忙回到汉城向李芳远汇报去了。

平安带来的军队并不多，不过两万人左右，但是驻扎在这一片地区倒是十分拥挤，不过有从从大宁带来的粮草，足可以撑过这个寒冬，只是行辕要建设。卫所防御要建设，还要招募周围的女真部落，诸事缠身，也没有空去和高丽的那些人纠缠，只是派了李让作为回放使节。去那里阐述自己的诚意，一个畸形的形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朱元璋可不管什么畸形不畸形的。反正这次就是不想让高丽清闲下来的动作而已，守护住北方，也是将蓝玉调回京师的一个借口和依据，遂诏命蓝玉会京师接受封赏，这次的封赏估计像是徐达原来那般，蓝玉再想回到北方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蓝玉、傅友德毫无例外的被召回京师，而冯胜意外的被留在大宁，然后从蓝玉所部抽出三万人的兵力协助冯胜整顿辽东兵马，敕令平安领大将军衔，在辽东都司、大宁军马的基础上，基本上掌管了辽东都司。

处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大明出现了短暂的表面太平，但是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却是知道，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不把在京师中最近两年发生的事情搞定，估计以后还会有意外的发生。

而日本，朱元璋却没有想到足利义满对大明保持了相当高的热情，可能是通过江南海商们得到的消息，推测出大明即将开放海禁，不顾国内正在全力对大内氏的战争，反而派遣商人肥富和僧人祖阿为使节前来大明，发送国书，欲和大明正式建立国交。声称室町幕府将军愿意接受大明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称号，并对大明朝贡。

请大明向日本颁发贸易许可证“勘合符”以区别于倭寇，贸易仅限于以此确认的正式遣明使船，首先对于大明皇帝朱元璋的底线进行了试探。

被庞煌灌输的次数多了，就在脑海里徘徊着海外贸易的朱元璋早已经了解了之前的日本和大明的贸易情况，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华，朝廷收贡品、购方物后，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物品。各国贡期或三年或五年。对日本则规定十年一贡。贡舶必须持有朝廷事先所颁“勘合符”。也就是相当于另一个时空的护照签证之类的东西作为凭据。

其实大明发生胡惟庸案，大明朝廷怀疑胡惟庸私通日本，以谋造反，所以基本上是断绝了和日本的官方往来，在朱元璋现在想着在日本掀起一场风暴，以此报复倭寇对大明的骚扰，也知道自己自从海禁之后，一次勘合符也没有发放过。由于从事海上贸易获利甚巨，这样以来刺激了民间走私和海盗活动，甚至成了“倭患”加剧的部分原因。

朱元璋此时也头痛，对于日本从心里发出的愤恨使他不愿意和其发生一点点关系，但是出于不想为了那些杂碎图耗国力，正想办法能够最小损失的打击日本时，足利义满提出这样的想法，同时为了表示诚意，随着使团被押送过来二百五十七个据说是倭寇的俘虏，显示了对大明贸易的期盼。

这个动作一时间赢得了京师中不少大臣的称赞，因为日本的这种举动，对于那些饱读圣贤之书的儒生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加证明了他们一向鼓吹的“勤修德政，自然八方来朝”的说法。

在朝堂之上。极力赞同对于日本实施勘合贸易，以为日本小国寡民。只会逐利，为了使四夷臣服，不妨表示天朝上国的恩德和威严，不妨施与“国赐”，以彰显大明宽容。

这种呼声很高，加上肥富乃是日本商人，原来热衷于走私以及从倭寇手里收购物品，算是对于大明的风土人情。以及朝廷的形式十分了解，通过行贿等手段，倒是赢得了很多的支持，眼看着让皇上广施恩德的呼声愈来愈高，朱元璋这才重视起来。

锦衣卫负责监视日本使节的动向，早就将肥富的一举一动记载下来，待到皇上问起。朱元璋才猛然惊醒，这种手法，曾几何时是那么的熟悉，用金钱打通上层关节，来谋取更大的好处，根本就是包藏祸心。

同时更是知道了。日本僧人祖阿在京师附近的寺院中流连多时，通过僧侣的关系，结交了很多达官贵人，因为先帝朱元璋曾经出家为僧过，所以在整个洪武年间。僧侣虽然没有蒙元那么泛滥，但是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同时不少文人雅士都以结交僧侣为荣，比如说现在已经逃跑的道衍，也就是姚广孝，就曾经和大明名士宋濂、高启等人关系甚好。

在文人雅士之中，以结交名僧、大师为荣，那基本上就是身份的象征，而朱元璋曾经出家度日，对于佛门也不算排斥，所以造就了这一种风气。

这些都没有什么，但是朱元璋听蒋瓛的汇报，越听心里越是生出一股怒气来，日本为了达到目的，不但通过行贿的手段让部分朝臣替他说话，而且在民间，他们通过僧侣结交名士，再通过百姓对于佛教的的痴迷，和对于所谓名士的盲从。达到间接替日本宣传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