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祈祷者的对话（二）（1/2）

说到帝国的文化，人们似乎总能将一大堆大而无当的雕塑、巨型建筑、纪录片、交响乐和歌剧等等与之联系到一起。大就是美，多就是好的直线思维和古典主义风格美学结合在一起，孕育出的就是帝国的官样文化。喜欢的人会觉得很大气，不喜欢的人觉得死板、僵硬、缺少灵气。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在密探无孔不入的帝国，地下*******倒是惊人的发达。一部分小本子的内容连一贯放荡的阿尔比昂水手看了都心惊肉跳，惊呼“口味太重”、“帝国那些家伙到底有多闷骚”。

诸多作品当中，题材最多，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腐女们的最爱了。话说帝国此类文化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尔夫海姆刚刚建立之初，倒也算是原汁原味的帝国文化。有一段时间曾经因为创作内容涉及大不敬之罪，一度被禁。但随着战争结束，帝国正式建国，相关管制又开始松懈起来。

当然，这种松懈是仅针对三等及四等公民的。一等和二等公民依然被严令禁止触碰此类读物，违者一律送去矫正机构接受“科学治疗”。

帝国的差别待遇其实很好理解。说穿了，这既是用于控制民意的手段之一，也是控制人口的措施之一。

自古以来，人口问题就是当政者所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人口多了担心资源不够，人口少了担心劳动力和兵源不足，还有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一堆问题。具体到帝国身上，人口问题又被进一步放大及复杂化。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集团的大国，帝国很注意人口平衡，如果一等和二等公民所占比例持续下降，必然引发国家政局、社会动荡；如果四等公民人口低于某个标准，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生产水平下降，消费市场萎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从国家安定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控制人口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通常来说，控制人口的措施无非是鼓励生育。想要人口多时就用政策刺激和宣传多生养的好处，想要降低出生人口时，就宣传晚婚晚育，少生少养的好处；在战争年代还有一些极端的做法，比如大屠杀、集中营，还有战争时期对占领区女性施暴，将她们当成生育工厂等等恶劣的做法。

帝国的问题在于其虽然以种族出身划分阶层，但从未公开承认存在种族主义，有时候官方还会出手遏制过分发展的种族主义倾向。如今直截了当的告诉大家，一等、二等公民要多生多育，最好每个家庭都生养出一支足球队，而三等、四等公民要少生少育，只要不是丁克家庭就可以——这等于是在抽打自己的脸面。至于大屠杀之类的更是想都不要想，除非是脑子有坑，不然就是日子过得太舒服，否则根本不会朝这些个坑里跳。

既不能太露骨，又不能太粗暴，那就只能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展开渗透，将政策导向一点点灌输给民众。成人类书籍的扩散正是其中的一环，通过扩散相关创作产生生理和心理层面的需求，而且还可通过控制源头流通来具体操作具体输出的倾向。比方说需要增加人口时，就增加青年男女热恋之类的作品，需要减少人口时，就增加腐女向的作品。具体效果还有待检视，但在缺少符合平民阶层胃口的大众文学的帝国，确实广受底层民众欢迎，并且培养出了一大票忠实的粉丝，其中也包括了各路反抗组织的成员。

毕竟帝国那些歌剧和电影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写作和阅读一直是抵抗者们派遣无聊的惯用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某些东西，然后觉醒什么奇怪的爱好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对!这一点也不正常好吧?!”

不管是接触这种东西也好，觉醒奇怪的爱好也好，不管哪一点都很不正常。

“这个狗屎国家是没书可读了吗?怎么尽出这些下流玩意儿?!”

“正经的书?你是想读《生存斗争中的战争与和平》还是《新世纪神话》?”

“好吧，当我什么都没说。”

《生存斗争中的战争与和平》和《新世纪神话》的作者都是具有右翼倾向的一等公民，其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

用罗兰的话来讲，那两本书是“形而上学与生物学的诡异综合体”，文中充斥着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斗争论、战争狂热。其序言便直白的写着“生命想要活着便必须战斗。在这个视永久斗争为生存法则的世界上，不想战斗的种族就没有生存的权力。”、“这个世界上的永恒生命之法便是——也永远会是——为了生存的无休止的斗争”。书中的内容更是极尽煽动之能事，拼命鼓吹征服和战争。

这种满脑子右翼反动思想的书，“自由军团”成员是完全没有拜读的兴趣的，要不是为了掌握一等、二等公民的精神状态和最新的舆论导向（这两本书都是面向一等、二等公民发售的），谁会去看那种通篇胡言乱语的垃圾。

“那么喜欢战争的话就去当兵啊，别躲在安全的地方说战争有多美好。”

“这一点不得不说，帝国的战争狂可比我们那些个尊贵的议员们带种多了，如今帝国鼓吹战争的右翼不是有从军经历就是去兵营里实践理想去了。而我们那些天天叫嚣和帝国决一死战的议员在听到议长‘请大家为共和国挺身而出’的呼吁后就集体沉默了。相比较起来，帝国的马鹿们还更像男人一点。”